知识分子决不能堕落为夜壶

语言具有任意性，它会被使用者影响，既而改变语言的本来面目。

如果语言是被普通使用者约定俗成自发改变的，那么这种改变就是健康的；而如果语言是被少数人利用垄断的影响力强制改变，那么这种改变往往不会健康，我们将其称为语言的“腐蚀”。

被腐蚀的语言，它的词汇往往是混乱的，固有的词汇，会被腐蚀者改变其本义，最终导致语言的词汇体系混乱，语言也就丧失了自由表达的功能。

1949年，英国左翼作家乔治·奥威尔出版了长篇政治小说《1984》

比如《1984》小说中的那本字典，整个大洋国的语言，被腐蚀成了这本薄薄的字典。

在生活中，我们很不幸地也在经历语言的变乱。比如“知识分子”这个词，它曾经有固有的含义，却在近年来被人扭曲、变乱，甚至成为骂人的话。

而那些完全不符合“知识分子”定义的东西，却窃据了知识分子原本的含义，而事实上它们只是某些人的夜壶。

知识分子是什么？

根据一般的定义，知识分子指从事思想、著作以及精神生活等方面职业为主的人士，因其才能获得某种话语权，并能够以这种话语权影响公众和其它事物。

有的国家把所有专业技术人员都叫做知识分子，如教师、记者、律师、医生等，大体而言这一分类不能算错，但如果仅仅是以技术特长谋生，而不能影响社会和公众的，并不是本文要探讨的对象。

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全体师生合影 

在西文中，表达同样意思的词汇是“intellectual”，由“intellect”派生。“intellect”的意思，在牛津英文词典中是这样的：

That faculty, or sum of faculties, of the mind by which one knows and reasons (excluding sensation, and sometimes imagination; distinguished from feeling and will); power of thought; understanding.

翻译成中文是：一个人通过其所知道和推理而产生想法的功能或功能总和（不包括感觉、有时也不包括想象；不同于感情和意志）；思维的力量；理解。

简而言之，intellect就是人们对外输出的理性和思想，而intellectual就是输出理性和思想的人。

现代汉语将其翻译为“知识分子”其实并不准确，因为“intellectual”们对外输出的并不是“knowledge”。既然约定俗成，我们还以知识分子来称呼“intellectual”。

能够影响社会的知识分子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都有特定的人群。

今人所绘《孔子讲学》

在中国古代大部分时期，知识分子特指儒家学者。他们是实效主义者，主张承认现实政治，并通过参与而从内部改变它。

他们相信，自我的努力可以让人性完善，人类社会中具有天然固有的美德。而绝大多数儒家学者都对手握权力的人抱持批评态度。

孟子论述的知识分子生活方式是这样的：

“居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，得志，与民由之，不得志，独行其道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”

这里的“广居”、“正位”、“大道”是知识分子用来形容自己的独特生活方式的象征符号。对于这样的儒家知识分子，中国古代还有一个别称“士”。

司马迁

孔子曰，“君子忧道不忧贫”，士的价值取向必须以道作为根本依据。他们不论穷达都以道为依归，久而久之就发展出一种尊严感，不为权势所屈。

道尊于势，后来在道的基础上发展成理，因而也有理尊于势。坚持道和理，是传统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气节。如果卑躬屈膝为权势者用，就会被人唾弃，无论如何不可被归类为士。

在欧洲，intellectual即知识分子的说法出现较晚，一般认为是法国总理科雷蒙梭于1898年首次使用intellectual一词。

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定说法出现较晚，在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的功能也是不一样的。

马库斯·图留斯·西塞罗（Marcus Tullius Cicero，前106年1月3日－前43年12月7日）

在较远的古代，通常由一些思想卓著的贵族承担教化社会、批评掌权者的功能，他们往往也是历史的记录者，例如卡西乌斯·迪奥、西塞罗、塔西陀等，这一点上他们与著《春秋》的孔子并没有什么区别。

进入中世纪之后，欧洲知识分子阶层主要以僧侣的面貌出现，他们垄断着对社会的教化权力，并与当权者合为一体。

虽然教会拥有加冕、废黜国王的权力，但是教会本身更像是一个不可挑战的权威，教会之下的僧侣本身并不具备自我思想。

此时教会的思想与现实也是脱节的，教会知识阶层的工作更多是努力把他们武断的思想系统化，比如常说的经院哲学。

但丁·阿利吉耶里（1265年－1321年9月14日）

意大利中世纪诗人，现代意大利语的奠基者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拓者

进入了近代，教会权力瓦解，人得到了空前的解放。

此时欧洲才真正出现了思想独立的知识分子，他们不再具备任何垄断的社会影响力，出身于各色各样的社会阶层，在思想领域进行公平的自由竞争。

从文艺复兴开始，欧洲孕育出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，我们看到米开朗琪罗、拉斐尔等这些卓越的艺术家即使为教廷工作，也充分保持了自我的独立和个性。

这种独立性、自我性在启蒙时期达到鼎盛，产生了卢梭、孟德斯鸠、伏尔泰、狄德罗等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。

在他们当中，不仅有哲学家，还有科学家、艺术家，在从事自身专业领域工作的同时，也能够扩展自己的思想，对社会公众开展启蒙和教化。

知识分子的要素

对比古代中国和欧洲的知识分子，他们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。

相同点在于，他们都有不畏权势的特点，坚持自我的思想和理性，高于世俗权力。

利玛窦与徐光启

第一个不同点在于，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并不具备自我的独立性，他们的思想高度从属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体思想。

而欧洲知识分子具备充分的独立性和自我性，思维方式、价值判断各不相同，在思想界开展自由竞争。

唐太宗在城楼上看着新进的进士们鱼贯而入朝堂,对左右大臣说:“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”

第二个不同点是，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主要存在于官员群体当中，其知识结构也主要是儒家哲学，呈现出职业和学术的单一性；而欧洲知识分子来自各种不同职业和学术专业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做官。

随着中国社会也步入近现代，传统秩序瓦解，也一度出现过类似欧洲的知识分子阶层。但是，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摆脱他们的传统性，真正做到独立。

五四时代，对传统的批判演变为集体批判，所有人都以“全盘西化”、“打倒孔家店”为价值标准，演变为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。

本质上这与古代知识分子集体归依儒家伦理没有什么区别。但是理高于势这一点，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做到了。

在现代社会，知识分子必备的要素主要有：创造思想、自我性、责任感。

鲁迅（1881年9月25日－1936年10月19日）

知识分子必须是能够创造思想的人，他们频繁利用抽象的符号去表达对人生、社会、自然的理解。

这种创造表现为一体两面，一面是他们利用各自专业领域的知识，提升社会在专业领域的运行效能；一面是他们具备对公共问题的关怀，不囿于自身的专业知识而思考公共领域的问题。

但通常这两面也可能是矛盾的，往往知识分子在专业领域的分工越细，对社会问题的关怀就越浅。

一旦彻底丧失公共关怀，也就退出知识分子的行列，但仅有公众关怀也是不行的，他就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基础来思考社会问题，同样也不是知识分子。

知识分子必须具备足够的自我意识，以抵抗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人际关系依托。

启蒙三先哲：卢梭、孟德斯鸠、伏尔泰

西方最早的知识分子，他们作为一个群体，建立了自我群体意识，即使他们当中有人也供职于政府机构、教会，但他们并不以所供职的职业群体自居，更多坚持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。

具备了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之后，才得以展开他们独有的公共关怀。

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之上，知识分子的思想要有独立性。独立性的表现一方面是不受权势的干涉，保持自身固有的价值判断，类似于古代的理尊于势。

胡适与蒋介石

另一方面是不受其他知识分子乃至于特定知识分子群体的干涉，不人云亦云，维持自身的独立思想体系。

最后一个，也是最重要的要素，就是责任感。

没有人有义务深入思考公共问题，每个人都只要把自己赖以谋生的工作做好就可以，知识分子思考公共问题完全是出于其社会责任感。

具备责任感也就成了知识分子必备的要素。这种责任感完全是出于个人对社会的责任，而非某一种职业、某一种角色、某一个岗位的责任。

知识分子的责任

一个国家，当它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时，都会凸显知识分子的作用，也引人思考知识分子应当扮演何种角色。

一般认为，知识分子应当独立地参与政治，不过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参与性是很难进行量化判断的。

以卢武铉总统为原型的电影《辩护人》剧照

尤其是现代社会当中，人们无往不在各种枷锁之中，囿于政治权力、社会影响、个人利益，绝大多数人无法做到真正的独立。

并且，由于知识分子对世界抱有兴趣，影响世界的责任感又十分强烈，他们反而可能会误认为自己能够找到解释一切、掌握世界的方法，在物理学上就有人提出探索是否存在大统一理论。

瓦茨拉夫·哈维尔（1936年10月5日-2011年12月18日）

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认为，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可能倾向于提出一种对社会全面掌控的想法，并且总是基于冠冕堂皇的理由。

有人把这种现象总结为“知识分子的出卖”，甚至还发生了社会中的反知识分子思潮。

在哈维尔的捷克，反知识分子思潮是因为知识分子倾向于全面控制，而在其他一些国家，反知识分子思潮是因为知识分子倾向于放松控制，这与社会权力结构有关。

作为知识分子来说，他们应该坚持的责任不应当是改造社会。

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应该去改变社会、影响社会，一旦他掌握了改变的能力，很可能走火入魔而让社会走上歪路。

陈丹青油画作品《国学研究院》

画中5人从左至右分别是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的

赵元任、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吴宓等五位学术大师

知识分子的责任不是去构建遥不可及的乌托邦，而是认识世界的复杂和神秘，承认世界的现状，更加全面地认识社会，坚持自我的价值判断，启迪社会中的每个人去思考。

这就是知识分子应当具备的责任。

哈维尔强调，如果看到看到乌托邦主义的知识分子，“应抵制他们的迷人呼叫”。

而另一那些更留心与世界所有事物关系的人，以人性看待世界并且怀有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的人，那些为所有美好事物而奋斗的人，对这类知识分子我们应屏息聆听，无论他们是作为独立的批评家拿着一面很有必要的镜子审视社会，还是直接介入社会的管理。

夜壶的功能和结局

现实中，也有另外一类知识分子，他们虽然不像乌托邦主义的知识分子那样，妄图全盘掌控并且改变世界，但是他们依附于社会权力，替掌权者发声，希望用责任换取富贵。

可是当权者也不是傻子，放弃了自我、独立、责任的知识分子，当权者从来不会把他们真正当成自己人，充其量只是把他们当作夜壶而已。

《笑林广记》中这样一个故事：

有病其妻之吃醋，而相诉于友，谓：“凡买一婢，即不能容，必至别卖而后已。”一友曰：“贱荆更甚，岂但婢不能容，并不许置一美仆，必至逐去而后已。”傍又一友曰：“两位老兄，劝你罢，像你老嫂还算贤慧。只看我房下，不但不容婢仆，且不许擅买夜壶，必至捶碎而后已。”

这个故事看起来太过低俗了一点，也十分不尊重女性。

不过我们暂且不论男女之事，就说这个夜壶竟然能起到让老婆吃醋的功效，说明它的确能给主人带来一些快感。

西晋青釉虎子

魏晋南北朝时期出土的青釉虎子，就是夜壶，十分具备人体工程学之精妙，完全为主人的身体结构而设计。

但是，主人用的时候感觉畅快，用完以后却另一番感觉。同样在《笑林广记》里，另外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：

“一人最好古董，有持文王鼎求售者，以百金买之。又一人持一夜壶至，铜色斑驳陆离，云是武王时物，亦索重价。曰：“铜色虽好，只是肚里臭甚。”答曰：“腹中虽臭，难道不是个州同。” 

这个故事不太低俗，可以展开说说。

州同就是同知州事，是一州的副长官。而州同又谐音“周铜”，也就是这个号称是西周时期的铜夜壶。

这个笑话中人，用夜壶来辱骂州同一肚子坏水臭烘烘。

巴结武则天面首张易之的“诗人”宋之问

好古董之人照理说看见西周铜器，不管是什么物件照单全收才是。然而见是夜壶也会嫌弃，毕竟里面都是人的排泄物。也就只有今日的博物馆，对夜壶没有歧视，端端正正把虎子陈列于橱窗中。

夜壶的功能不过就是盛装主人的排泄物，让主人一时畅快，然而用完就赶快丢弃，生怕沾了臭气。

这与依附于掌权者的那类知识分子何其相似。

他们帮助掌权者粉饰苛政，隐藏掌权者最见不得人的阴暗面。用得着他们的时候掌权者将其捧在手心，排泄结束再也用不着了，马上把他们丢弃。

他们趋炎附势的样子，与虎子那种人体工程学的精妙异曲同工，简直就是人形夜壶。

劝君莫要做夜壶

很多夜壶型人物的结局并不好。

杜月笙曾经说过他就是蒋介石的一个夜壶，需要的时候拿来用用干点脏活，不需要的时候放在床底下都嫌臭。

杜月笙（1888年—1951年8月16日）

虽然曾经也称兄道弟，但当杜月笙想要求个官做，体制外转体制内，蒋介石立马翻脸不认账。经历过这些，杜月笙深切感受到自己就像个夜壶。

知识分子一旦在物欲面前堕落为掌权者的爪牙，放弃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和立场，阿谀奉承、摇尾乞怜，遮掩甚至美化问题，必然成为阻挡社会进步和阻碍民生问题得以解决的绊脚石。

2003年4月30日，陈寅恪夫妇的骨灰迁葬江西九江庐山植物园

陈寅恪先生在《王观堂先生碑铭》中说：“士之读书治学，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，真理因得以发扬，思想而不自由，毋宁死耳“。

是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，还是做一个夜壶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

参考资料

1、余英时，《士与中国文化》

2、杜维明，《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》

3、许纪霖，《中国知识分子十论》

4、[德]沃勒夫·勒佩尼斯，《何谓欧洲知识分子：欧洲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和精英政治》

5、[捷]瓦茨拉夫·哈维尔，《哈维尔文集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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